从唐诗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诗乐舞一体的影响
论文作者:同为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lunwenei.com 发布时间:2018年03月21日

一、诗乐舞一体的形成和演变    

《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P叹之,哄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乐、舞都是我国古老的艺术形式,是对先民生活的一种反映和记载,凝聚着先民无尽的智慧和才华。由于保存技术的局限,乐、舞都没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倒是诗借助文字形式得以存留至今,为我们探究诗乐舞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从发生学角度看,诗、乐、舞三者是同时产生的,并且诗、乐、舞本就三位一体。原始时期,先民为了协同劳动,增强劳动的节奏感,无意中创造了原初最简单的“诗歌”。这里的“诗歌”只是指由一些简单的词,加上如“兮”“琦”“吁”“嘻”“唉”“呜”“呼”“唁嘻”“晦哟”等呼语构成的简单歌词。它们虽然简短,却已具备了诗歌的雏形。在先民节奏缓急有序的呼喊中,一种音乐特有的律动感也随之产生。无论是歌词,还是随之产生的音乐律动,在原始时期都服务于劳动,而劳动动作又受歌词和音乐的指导,显现出一种节奏性,也就产生了舞蹈的形迹。这一时期,虽然诗、乐、舞的产生和结合都是一种无意识行为,但确实是诗乐舞一体的源头。    

随着原始社会的终结,诗、乐、舞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周公制乐舞以教化万民,其“《三象》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礼崩乐坏以后,音乐、舞蹈皆已失传。但所用诗歌有一部分流传了下来,后被编辑在《诗经·周颂》中”。可见,在周朝时,诗乐舞已经被纳入正统礼乐教化之中,成为教化万民的工具,具有一套严密的礼仪体系。“《诗经》成为当时诗教、乐教的唯一范本,而诵诗、歌诗、舞诗成为西周时期重要的文化风尚。《墨子·公孙篇》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又《毛诗传·<郑风·子拎)》曰:‘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可以说,诗、乐、舞三位一体在这一时期凭借政治的力量达到了顶峰,三者完美结合为维护国家的礼乐制度和普及教化、安邦定国做出了极大贡献。    

春秋中叶,礼乐制度崩坏。“新声的出现、文士诗的产生、民歌的兴盛使诗歌脱离了长期以来对乐、舞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诗、乐、舞走向分化。在分化之后,诗歌更是凭借自身的韵律性、结构性、抒情性和灵活性,走向了独立发展的新道路。    

诗、乐、舞从原始时期无意识的一体共生,到西周时期人为的编制教化,再到春秋后期的诗、乐、舞分化发展,已然是各具特色,达到了既可和谐共存也可独立发展的新境界。    

当唐王朝的新纪元开启之后,诗、乐、舞实现了自觉的一体共生。它不同于原始时期的无意识同生一体,也不同于西周时期的教化干预,而是以一种自由、开放、娱乐性的姿态重新自觉结合到了一起。当然,这与大唐盛世的开放胸怀和中原与西域间的交流是密不可分的。    二、中原诗歌与西域音乐文化的融合共生    在唐王朝昌盛的文明之中,唐诗和唐乐是能代表其文明水平的“双子星座”。    

唐文化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唐王朝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文化政策,也得益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唐朝诗歌、音乐、舞蹈接续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果。陈寅格认为:“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不仅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活力和欲望,促进了诗歌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迁徙和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特别是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揭、氏、羌等少数民族的乐舞文化大量传入中原。“中原内地原有的传统乐舞受到西域少数民族乐舞的冲击,在原有的‘清商乐’的基础上,融入西域少数民族乐舞的大量元素,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在中原大地上。”唐代繁盛的诗乐舞文化正是在这样雄厚的根基之上,通过自身兼容并包的文化胸怀,日渐走向繁荣昌盛。    

“自北魏开始的胡乐入华,从律、调、器、曲、词和表演方式等各方面深刻地影响了隋唐音乐文化的发展,开启了后世音乐的先声,并且点燃了中原传统音乐封闭已久的内在情感。”在此,我们不妨借助唐诗来具体看看胡乐究竟是如何影响中原诗、乐、舞文化发展的。    

胡乐对中原乐舞文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胡乐器的大量输入,如琵琶、胡琴、笙摸、华案、羌笛、揭鼓等。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也不会忘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声。胡乐器凭借其自身独特的音色和奇特的造型,很快在中原取得了立足之地,并受到文人贵族和平民百姓的喜爱,日渐融入中原的乐舞文化之中。    

随着胡乐器的传入以及中原地区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原音乐吸取印度等地区具有特色的音乐,经过融合与改造,形成了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等十部乐曲,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原音乐,为沉寂已久的本土音乐找到了新的出路。    

随着胡乐器进入中原的还有胡舞和胡姬,胡姬更是凭借色艺双绝的优势,充当着西域和中原乐舞文化交流的使者。由于胡姬成长的地域更具开放性,她们具有更宽的眼界,因而她们的思想也更具开放性。她们来到中原,身着薄纱鲜衣临窗售酒,侍客应舞,以中原女性所不具备的热情喜迎来客。因而,她们格外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就连李白也曾“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    

胡姬除了当街售酒,还有一身冠绝中原的舞艺。随她们而传入中原的胡舞主要有健舞和软舞两种。健舞,是指“雄健有力、明快活泼、腾踏剐眠、动作迅捷、节奏强烈、表现阳刚之美的舞蹈”;软舞,则舞姿优美轻盈,温婉抒情,节奏舒缓,正是“画鼓催来锦臂攘,小娥双起整霓裳”。胡旋舞、胡腾舞和拓枝舞更是被称为当时的“三大乐舞”,盛极一时。而对唐王朝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雄健阳刚的健舞,它不仅促使了中原素来轻盈舒缓的舞蹈向雄健有力发展,还巧妙地契合了唐王朝开放阳刚的时代精神,因而受到上下一致的喜爱,也为诗乐舞的再次一体结合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中原文化在与西域文化长期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了一套兼收并蓄的乐舞文化体系,呈现出勃发、昌盛之势。唐时的文人又是一个极其活跃的群体,兴盛的乐舞文化自然会引发他们的浓厚兴趣,创作出不朽的诗篇。   

三、胡乐、胡舞基础之上的华夏诗乐舞一体的新自觉    

没有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可以完全依靠一己之力实现更新,实现不朽。唐文化的极度繁荣证明了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为文化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在中原文化与周边各民族,尤其是西域文化的不断广泛深入的交往中,乐舞文化实现了更新升级,找到了乐舞发展的新方向。那么,唐朝在西域文化的影响之下又是如何开启新篇,将诗乐舞熔铸一体的呢?    

唐朝初年,诗歌其实并不繁荣。“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齐梁宫掖之风一统诗坛,诗风暗哑单一、沉闷不振。随着唐王朝版图的不断扩大,封建统治渐趋隆盛,民间音乐被搜集整理出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本土音乐体系。此外,国家的对外交流,也促进了本土音乐文化与域外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广交流。经过长时间的取精弃粕、含英咀华,音乐实现了自身的民族化—唐乐产生了。音乐真正呈现出了一种昌明鼎盛的气魄,也逐渐奏响了盛唐响遏行云的妙音。    

“唐乐大盛,出现了大型舞乐《秦王破阵乐》等代表作,音乐的振聋发馈、高唱入云,倡开了风气,为诗歌的成熟和繁荣创造了条件,准备了前提,铺平了道路,而唐乐民族化完成之前,是唐诗的准备期。”唐乐就如同唐诗的前奏曲,以其激昂的曲调为唐诗的登台营造了足够的氛围。    

唐乐是在吸收域外民族尤其是西域的音乐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音乐体系,伴随唐乐存在的还有西域的其他文化,如舞蹈、服饰、葡萄酒、胡姬、胡人乐师等。显然,这些新奇的事物会极大地影响唐人的诗歌创作。    

首先,唐诗的题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其中边塞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王昌龄《从军行匕首》)“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高适《塞上听吹笛》)“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虽然,边塞诗并非唐朝才出现,但是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一方面,胡乐器的演奏激发了诗人作诗的热情;另一方面,胡乐器也作为一种新鲜的意象出现在诗作中,扩充了诗歌的内容,为边塞诗平添了几分异域风情。此外,唐朝盛极一时的乐舞诗也算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题材。李贺的《李凭笙摸引》,白居易的《琵琶行》《霓裳羽衣舞歌》《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李颁的《听安万善吹华案歌》等都是乐舞诗中的佳作。这些诗人用生花妙笔记录自己所见的妙绝乐舞,而激发他们作诗的正是由西域传来的乐舞文化,可见唐诗受域外文化影响之深。    

其次,唐诗的诗风和境界发生了巨大转变。“隋唐以来,西域音乐在中原盛行,西域音乐的特点是其乐器声音响亮、音调铿锵,其乐舞节奏鲜明,活泼愉快。音乐遂一扫六朝以来长期停滞的平缓单调沉闷的风气,恢宏了中原音乐的艺术生命,鳞波皱叠,影响涉及诗坛,唐诗于是由陈子昂开一代诗风,多慷慨豪爽、清新开阔、刚健响亮,念起来高亢有力,‘梁陈宫掖之风’,‘透逃颓靡’之习一廓而清。”显然,盛唐时期唐诗雄奇浪漫的风格和开阔大气的境界正是得益于域外音乐的启发。    

再次,唐诗的音律性和形象思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虽然之前的永明体已经在诗歌韵律上做出了尝试,但诗作显得过于呆滞,缺少活力。西域音乐铿锵昂扬、活泼响亮的韵律感启发了唐诗对音韵的探索。盛唐时期,不仅歌、行、引、吟、曲等诗歌形式并行,而且绝句和律诗得到重点发展,诗歌在音韵节奏上真正走向了成熟,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王维的《山居秋螟》等都是其中的典范。同时,音乐启发了诗人的形象思维,使他们驾着赋比兴的扁舟,自由徜徉在大千世界,态意想象。无论是胡茄之声,还是华案之响,都体现着诗人化抽象为具象的形象思维。如若没有这些新奇的器乐的传入,很难想象唐诗能达到如此神妙的境界。   

最后,唐诗再度与乐舞融为一体,实现了诗乐舞的自觉结合。其实,乐舞在唐朝一直是交相辉映、共生共荣的,有乐必有舞,它们的结合本就随西域文化而来。诗歌与二者的结合在盛唐时期体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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