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立夫形象中的自传色彩
论文作者:同为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lunwenei.com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27日

 

小说中另一主要人物即孔立夫的人物刻画也是以林语堂为模本。首先,在人物形象描绘上,小说中贫苦家庭出身的孔立夫与林语堂最为接近。孔立夫的少年形象首次出现在小说的第13章中,“那个男孩子生得眉清目秀,鼻子笔直,满脸聪明。穿着灰蓝布大褂儿,那灰蓝色和他那小自脸儿,敏捷的身子,正好相称。”孔立夫的声音、面容、衣着、举手投足之间等各方面彰显出来的书生意气和少年的林语堂极为相似。孔立夫于大众面前神情自若地给母亲讲故事,“儿子显然是能使生活本来孤独的母亲感到生活充实而快乐,会不断使母亲觉得,想不到会生这么个儿子。”少年时期的林语堂与小说中的立夫一样,曾给母亲讲故事,对母亲天高地厚般的慈爱同样感德报恩,“二姐和我总是向妈妈说些荒唐故事,以逗妈妈为乐。等妈妈发觉我们逗弄她,好像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就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习孑L太太以子为自豪的心理思想也和林语堂深感幸福的母亲一样,“每逢在大家面前笑时,总是习惯用手捂着嘴。"    

孔立夫能言善辩,说话得体,首次出场便给木兰、莫愁留下深刻印象,“姚家小姐觉得那个故事很有趣,那个男孩子说故事的活泼灵巧的样子也很好玩儿……木兰心里很喜欢他那表情生动的面容和说话的态度……立夫的话说得很快,似乎是巧于应对,在大庭广众之间,能够从容镇静。林语堂少年时期同样以善辩而知名,他甚至以开一个“辩论”商店为理想,他晚年回忆说:“我当时显然是以有此辩才而为人所知,因而兄弟姐妹们都叫我‘论争顾客’。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二年级期间,又多次在校际辩论赛中获胜,成为学校的名人。可见,小说中的孔立夫与现实中的林语堂都喜爱辩论。    

孔立夫和林语堂同样都为了追求知识真理而认真求学,二者都视藏书馆或图书馆为书林,视求学若渴的读书人为猴子。傅增湘惊叹孔立夫的才气,“把自己丰富的藏书供他阅览。立夫就像一只小猴子放在树一林子里一样,学爬树一、打秋千,从这个枝子上跳到那个枝子上,根本不用教导。林语堂对书籍的渴望同样强烈,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五千本藏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籍)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胃口。“我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可是那里却没有。后来到了哈佛大学,得在那图书馆的书林里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学的损失。勤学的林语堂在赴欧美留学时,同样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猴子,懂得如何凭借本能在丛林中挑拣坚果吃,他说:“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一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对我而言,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

其次,在婚姻生活方面,孔立夫与莫愁之间的夫妻关系也是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体现。莫愁之于孔立夫,犹如廖翠凤之于林语堂。莫愁反对丈夫介人政治与廖翠凤反对林语堂介人政治如出一辙。在五册惨案发生后,孔立夫表现相对激进,他对莫愁的警告不以为然。“立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孤独的书呆子,本来会以与草木,鸟兽,农夫,樵雯相处为乐,而不喜居于城市的……如今却有一个富足美满的家,有一个稳健实际的妻子,精于规划善理家事。立夫说:“……我不是写文章用来敲诈,我是要唤醒民众。”立夫于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妓说》,里面指的是谁,暗示得很清楚。这篇文字登出来之后莫愁才看见,她很生气。她对立夫说:“不要锋芒太露。这样儿会太突出,会招人攻击,这样树一敌没有好处。得罪人干什么?    

林语堂回国在北京任教期间,曾为《语丝》撰稿,对北方军阀统治下的腐败社会进行攻击,写有《祝土匪》(1925年12月28日)、《文妓说》(1926年12月23日)等杂文。在小说中,莫愁根据现实情况对其革命激情加以抑制,以防孔立夫遭遇到更多意想不到的灾祸。因此,立夫与莫愁夫妻间产生不一致的看法:“莫愁在对立夫的舒适,甚至对他的种种幻想,都肯宽容,可是对他写这种攻击性的文章,则决不肯让步,一分一寸也不让。对于丈夫应当写哪些文字,不应当写哪些文字,她认识得很清楚,态度也很坚定。她对人生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求家庭和两个孩子的幸福,使立夫不要自己招祸。”三一八惨案之后,自色恐怖笼罩政局一片混乱的北京,林语堂等人因激烈批评政府而被列人通缉名单。根据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回忆说:“自从1923年回国之后,翠凤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丈夫。比较起来,他们在外国辛苦的四年,好像日子好过得多。北京政治如此混乱,而他偏偏要写批评政府的文章。她怎么劝他,他都不肯听,一定要写。‘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教书?不要管闲事了!’她厉声说。”另一方面,孔立夫与林语堂对各自妻子的反驳也几乎一致。立夫自己辩护说:“我只是替龚自珍的那句‘盗圣贤,市仁义者’作一篇历史性的评注而已。而林语堂对妻子善意的批评也做了同样的辩护:“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骂人。; p alb寸夫妻间互补互惠的关系,晚年的林语堂也有自己深刻的体会:“妻是外向的,我却是内向的,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我们就这么互相恭维。气球无坠头儿而乱飘,会招致灾祸。她做事井井有条,郑重其事……妻是水命,水是包容万有,惠及人群的;我是金命,对什么事都伤害克损。  

再次,在留学生涯的描写中,尽管孔立夫赴日和林语堂赴欧美留学的地点有所不同,但经历却十分相近。他们都是在新婚后偕妻一起留洋求学,妻子在留学途中扮演了相同的作用。“在赴日本去的航海途中,莫愁,青春貌美,派头儿摩登,给立夫结交了许多朋友。若是立夫一个人旅行,他是无法办到的。莫愁在生活方面对立夫的照顾,从衣裳、鞋袜到金钱支出管理等,都事无巨细为立夫考虑。林语堂同样承认自己在社交方面的幼稚,“我与我妻在海外游学那几年是我最大的知识活动时期,但也是我社交上的极幼稚时期。林语堂妻子廖翠凤同样在生活上都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说:“我妻的常识比我为多,所以她可以把逐个银元拿在手上数数,借以知我们可以再留外国几天,而我却绝对不晓得我们的经济支细情形。尽管各自的妻子都不是自己一见钟情的对象,但通过生活中的接触、观察,都与各自的妻子建立了非常稳固的婚姻关系。在孔立夫眼里,“莫愁像一个水母,总是豁着他,包围着他,不肯放开他。像水母一样,她富有弹性,极其柔软,常改变其外形,以适应他的愿望,适应他的任性,这样之下,就保卫了他,免遭外界的伤害。……立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孤独的书呆子,本来会以与草木,鸟兽,农夫,樵雯相处为乐,而不喜居于城市的……如今却有一个富足美满的家,有一个稳健实际的妻子,精于规划善理家事。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也把现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喻成海葵:“她像个海葵,牢牢地吸在一块石头上,吸住不放。这石头就是她的生命。石头如果迁移到哪里,海葵也跟到哪里。海葵圆筒状身体的前端有彩色的触手,伸张时其形宛如菊花,能伸缩自如。触手上有刺胞,可自卫,可攫取食物。”同样,贫家出身的孔立夫和林语堂在留学费用上都得靠妻子的嫁妆。在小说中,“立夫现在花的是莫愁的嫁妆钱,他对钱完全不在意,而莫愁却节省金钱。可是在结婚后一年之中,莫愁没有一次使立夫感觉到他花的是莫愁的钱,因为俩人相信他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立夫终于感觉到娶个富家之女究竟不坏。林语堂在自传中直言不讳得描写对妻子的感恩:“我太太出嫁时,家里给了她一千银元做嫁妆。因为有这笔存款,我们才踏上出洋的旅途。在德国留学期间,林语堂与妻子还遭遇经济窘境,“逼得要变卖我妻的首饰以充日用之资”以化解经济危机。   

 从整体上看,在《京华烟云》的下卷,林语堂把生性思想激进的孔立夫,尤其在历经牢狱之灾后,描绘成无政府主义者。“莫愁坚持立夫必须放弃政治活动,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她想限制立夫,不让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实在不容易,不过她成功了……她已经做了最后决定,硬是不许丈夫涉身政治,决定就是决定,不能动摇。孔立夫尽管是被迫放弃政治,但在迁移南方定居后,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自己可以说根本是个草食动物,只喜欢自己在草原上吃草,而在教育圈内有不少同事,可以说是肉食动物,专喜欢伤害别的动物,不许人家在草原上舒舒服服吃草。孔立夫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互为矛盾的转变也是林语堂自身政治立场转变的写照。1936年4月1日,林语堂曾在《宇宙风》第14期发表《吃草与吃肉》一文声称,“……做学问工作如吃草,做文人时论如吃肉……两种工作都重要,但须各凭其性情而行,不能勉强。”林语堂同样自称:“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他认为自己是草食动物:“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造成这种互为矛盾的思想转变看似偶然,但其实是必然的结果。林语堂对自己的出身深感骄傲并心怀感恩:“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染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深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染力。……在孩童时我的居处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因为我是个农家的儿子,我很以此自诩。这样与自然得有亲密的接触,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简朴。这一点,我视为极端重要,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而不致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小说中的孔立夫也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在他心灵深处,记得自己是穷人之子,颇以此为荣,颇以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硬性为荣。可以看出,林语堂简朴、健全的思想观念得益于其孩童时期农村生活的美满和简朴。   

综上所述,孔立夫随遇而安的性格、家庭婚姻生活、留学生活等都与林语堂颇为相似。此外,孔立夫在留学归国后,无论在潜心研究甲骨文、出版古文字学著作、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还是在南京担任政府监察院参事一职等学术、政治经历(第41章),都与林语堂的生平紧密结合。总之,林语堂在小说的故事虚构中,反复虚实并用,作者的现实世界与小说的想像世界屡次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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